o 在这个阶段，政治对于法律取得了近乎绝对的决定权和支配权，而文化对于法律的影响力日渐式微。
党内法规仅适用于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6]1990年7月，中共中央首次以党内法规的形式——《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专门定义了党内法规的概念，明确规定党内法规是党的中央组织、中央各部门、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制定的用以规范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的行为的党内各类规章制度的总称，并对党内法规的名称、适用范围、制定主体、制定程序等作了规定。
1945年5月，刘少奇同志在中共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时指出：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社会关系反映的是法律调整对象的本质，社会行为体现的是法律所规范作用的对象本身。[12] 张友渔同志指出：在阶级社会里，法律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是主要的属性。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的合法性，不仅来自于历史选择的合法性，而且来自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的政绩合法性。[4]1955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了我们对待党的法规应当秉持的态度，他说：对其他的问题，符合党的原则的，比如……正确的党内法规，这样一些言论、行动，当然要积极支持，打成一片。
而根据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党内法规的调整对象，则被规定为党组织的工作、活动和党员行为。从法理学角度来看，深入研究党内法规的概念，应当思考和回答党内法规的以下几个法理问题。[82] 3．正确运用利益衡量方法 由于公共政策的基本属性之一，就是其内容主要是对社会公共资源的分配和各种公共利益关系的协调。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政策执行者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敢于冲破旧政策某些不合理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审时度势，积极主动灵活创新地解决实际问题，以摆脱因政策失效而造成的困境。公共政策作为法官自由裁量基准的认定依据，最为常见的是在民事纠纷的裁判中。[27]宋亚辉：《公共政策如何进入裁判过程——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为例》，《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54]这其实意味着，进行一致性审查、确保公共政策适用的统一性，是法院的一项重要的法治义务。
而这其实意味着，公共政策司法是需要成本的。因此，通过司法三段论结构来执行公共政策，不仅意味着公共政策在司法裁判的过程中要作为规范（大前提）出场，而且意味着公共政策也要作为裁剪客观事实的标准进而生产出作为事实（小前提）。
（二）完善公共政策的司法执行机制 在公共政策司法执行活动中，法官/法院无疑扮演重要的角色。[77]与此同时，我们既要准确的判决当下中国社会的纠纷及其发展趋势，也要准确的判断中国社会生活的未来发展方向。因为从一般意义上说，所谓公共政策，一般都内含或规定一个必须实现的公共目标或者公共利益，因此它的司法化实施就必然会带来社会的某些经济、政治或者社会问题的改善。[93][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事物的治理之道》，余逊达、陈旭东译，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1页。
[67][比利时]佩雷尔曼：《法律推理》，朱庆育译，载陈金钊、谢晖主编：《法律方法》（第2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9页。[41]而这其实意味着，法院公共政策失效的一个重要原因，很有可能就是有未被预料到的或是隐藏的成本。结合合同目的、双方地位等各种因素具体分析才是科学的、合理的解释。既有从宏观的、规则导向甚至制度建构意义切入的类型，也有从微观的、细枝的话语世界着手的方式。
（一）对公共政策的内容进行评估 一般来说，在公共政策的形成上，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公共问题是怎样引起决策者注意的？第二，解决特定问题的政策意见是怎样形成的？第三，某一项政策建议是怎样从相互匹敌的可供选择的政策方案中被选中的？[47]这对于公共政策司法意味着，正是基于法律规范对于社会问题的转化以及在与法律规范相竞争的过程中取得知识优势，公共政策才得以进入司法裁判。[86]陈金钊、孙光宁：《司法方法论》，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99页。
不能违反法律明确、具体的规定。[48]二是要对公共政策的司法适用要进行合法性审查，确保公共政策不得违反法律精神、立法宗旨、立法目的等。
[20]同样情形的如（2012）桂民再字第24号、（2014）东中法民五终字第463号、（2015）渝高法民终字第00421号、（2015）浙民提字第29号、（2012）桂民再字第24号、（2016）鲁04民终236号等。[29]然而公共政策进入司法，不仅会给司法裁判中的事实与规范都注入开放性结构与不确定性因素，而且双重开放性结构以及不确定性因素的叠加，更会加剧司法裁判的不确定性，进而给追求确定性的法律实践带来了的挑战，从而削弱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能力。而就具体的内容来说，为防止出现偏差，无论是最高人民法院还是高级人民法院，都需要对公共政策进行仔细甄别并进行慎重的成本分析，在此基础上，科学且法治化的转化那些能够使法治效益和社会效益都最大化的公共政策。而从公共政策的立场出发，公共政策司法的主要朝向，则是要通过纠纷的公共化处理，向社会输出公共规则和公共价值，进而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公共秩序和公共伦理，从而助力于塑造社会的公共生活和人的社会公德。这在基层法院轻微刑事案件的处理上体现的最为普遍也最为明显。由此带来的，不仅会增加当事人质疑司法裁判的风险，也会从整体上危机司法的公信力以及司法权威的形成。
由于公共政策具有多元化的面相以及内含知识结构的开放性，公共政策司法不仅有助于拓展司法参与公共治理的范围，也有助于提升司法公共治理的能力。[24] 当事人之间所发生的、就公共政策的话语解释权所进行的争夺，其对话的对象不仅在于双方彼此，也会包括法官/法院。
[79]参见陈林林：《裁判的进路与方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5-206页。影响公共政策执行的各种不同因素，最终都涉及政策主体——人的因素，都依赖于公共政策的执行者。
从公共政策进入司法的方式来看，显然它是以一种多元化的面相展示出来的。对于好意同乘引起的损害赔偿，我国目前的法律及司法解释没有相关的规定。
又比如，法官在进行公共政策司法适用时，往往也是基于一种强制性力量下的被迫选择，而很少自主的进行充分的理论阐述与知识论证。[57]钱再见：《现代公共政策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4页。因为任何司法决定的过程，都不仅只是一个采纳由严谨分析问题而得出最适宜结论的过程，而更是一个诉诸合法化的过程。无论是作为司法论证的资源，还是作为一种司法论证方法，公共政策在参与司法论证的过程中，要始终遵循司法论证的原则，符合司法论证的基本规则。
[1]宋亚辉：《公共政策如何进入裁判过程》，《法商研究》2009年第6期。在一个更为宽泛的意义上，公共政策司法意味着法院系统试图管理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并随时准备干预几乎所有类型的纠纷。
[76]当然也正是基于此，在通过公共政策司法来化解纠纷的问题上，或许我们需要一个新思维，那就是：我们必须用一种新的关于秩序的思维来替代传统的稳定思维。为此，不仅选择何种信息重要，而且将有用的信息纳入到正当法律程序中去更重要。
[72]那么公共政策进入司法的社会效果，就应当要通过纠纷的处理维护社会生活的公共价值观并建立起社会生活的公共规则。[66] 以可接受性为导向，意味着公共政策司法在结果论证的过程中，要使司法论证和说理的强度与社会上所能接受的法律论点和法律命题的程度相符合，甚至在必然性论证不可能的情况下诱发信仰。
2．当事人与法官/法院之间的公共政策话语资源竞争 一方面，由于法官与当事人之间所分享的知识构成以及生活体验都存在差异性，因而导致法官更多从法律知识的专业化立场出发来理解和适用公共政策，而当事人更多是一种日常生活体验以及情、理规则的知识立场。此外，一些国家政策在地方化时，也会遭遇地方根据自己的需要，结合本地区或组织的实际情况和利益而制定一套灵活、可变、可操作的社会资源的再控制与再分配准则，而这套准则对其他地方和组织没有效果。比如（2014）大民初字第1246号，法院认为：本案被告驾驶机动车，让原告无偿搭乘，已形成好意同乘关系。这种公共化改造之所以顺利或者公共性治理之所以成功，其基本前提无疑在于公共政策与法律规范以及与更广泛意义上的法律原则、价值、理念、精神等不相抵牾更不能冲突、矛盾。
[13]而这种正当性判断的标准之一，便是是否符合公共政策的要求。江河创建公司的上诉理由成立，本院予以支持。
为此实践中，我们看到，尽管法官也强调在公共政策的适用上要尽可能实现情理法三者相统一，但与当事人主张的情理法相统一存在不同的是，法官的情理法在内涵上，所谓的情主要指的是社会情势，而所谓的理更多是法理。[14] 基于对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格坚持，刑事司法裁判一直较少受到公共政策的影响。
此外，类似情形还有（2015）粤高法立民提字第8号、（2016）鲁04民终236号、（2016）冀11民终678号等。[10]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珠中法执复字第3号。
